仁义楼外有好几棵茂盛的榆树，一到夏天就会引来成群结队的知了。
气温越高，蝉鸣越响，下了班的职工们吃过晚饭便搬来几张藤椅，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在“大自然的乐曲”中纳凉歇息。
但今天从社长办公室走出来的赵阳却完全没心情欣赏，向来在工作上冲劲满满的他此时却眉头紧皱，让一旁的老沈看得着急。
“要不再去找穆老说说？哪有刚当爹就把人往南极派的道理？别说李燕肯定有意见，就算同意了，她娘家会怎么想？这不是摆明了要让你被人家戳脊梁骨嘛。”
老沈是个典型的“耙耳朵”，平时买瓶酱油都要请示老婆的那种，不过在他自己说来这叫“过日子的智慧”，只有把小家安顿好了才能在事业上真正放开手脚。
所以在刚才穆老分配新任务的时候，老沈就已经想为搭档“打抱不平”了。
倒不是因为怕困难怕危险，而是李燕才刚生产完，母女俩都在需要照顾的节骨眼上，这时候要让赵阳跟着考察队去南极，这于情于理都有点说不过去。
“任务都已经下了，哪里能说换人就换人，而且这次组建队伍去南极建立考察站对我们国家意义重大，相信还有很多同志比我更困难，大家都在克服，我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赵阳反过来劝说着老沈，但相比平日里的义无反顾，为人父的新身份的确让他的内心充斥着矛盾。
之前在《南极条约》会议上的受辱，又见证了全国人民对于建立南极科考站的渴望，赵阳也打心眼里盼着能亲眼目睹五星红旗在世界的最南端迎风招展。
但如今妻子和女儿也同样需要他，“大家”和“小家”，这个连孩童都会做的选择题真到了自己身上，才知道是有多么的难。
而类似的处境，此时此刻正在五百多个家庭上演，一场前所未有的破冰之旅，仿佛从一开始就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牺牲”。
三个月前，随着科学家们的汇报得到认可，组织中国第一次南极科学考察并建立常驻考察站被正式提上了日程。
为此相关领导还作了重要批示：“务必精心组织，各方大力协助，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准备周到一点，做到安全第一，站住脚，过好冬，积累经验，为完成南极考察长期任务奠定好的基础。”
其实我国早在1956年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就讨论了南极考察工作，之后的将近三十年里无数极地科学家前赴后继，在理论上做足了准备。
但要把厚厚的案卷转化成能够矗立在南极的科考站，挡在考察队面前的阻碍简直多如牛毛。
对此最头痛的人肯定是郭坤，自从被任命为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长后，他就几乎没睡过一天的安稳觉。
穿什么衣服、准备哪些食品、房子要怎么造、如何登陆、如何装卸物资、如何实现通讯、如何获取电能……
无数个问题同时堆在郭坤的面前，每一个都需要他来把关、协调、沟通、解决，如此恐怖的工作强度，纵是再铁打的身子也难以抵挡。
这不今天刚吃过午饭，从来没有白天睡觉习惯的他竟然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打起了呼噜，直到联络员拿着文件敲了许久的门才惊醒过来。
“郭主任，新华社那边派遣跟队的记者人选定了，就是之前和我们有过接触的赵记者。”
听到这消息的郭坤一骨碌从沙发上坐了起来，想要“攻略”南极，人员配置无疑是重中之重，在已经拟定的队员名单里有科学家、工程师、军人、医生、建筑工人、船员等等等等。
他们就像一颗颗螺丝钉，需要互相配合，彼此发挥优势，才能共同推动着整个团队跨越重洋，翻过冰山，最后顺利完成任务。
这次的旅程必将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全国人民都殷切期盼着考察队的胜利时刻，现场的文字记录和影像资料就显得格外重要。
所以当郭坤知道随队记者是赵阳的时候，心里肯定是满意和高兴的，毕竟两人一起在国外“挨过打”，之后又合作了好几篇南极方面的深度报道，算是知根知底。
但一想到赵阳家里的情况，郭坤多少又有些犹豫，这也是他一开始组建队伍时没有主动向新华社讨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都是做父亲的，怎么会不知道与家人分离的苦。
尤其是还要跑两万多公里到一个冰天雪地甚至没法通讯的地方去，如果按照原定计划，等赵阳跟着考察队回来的时候，他女儿多半都已经会喊爸爸了。
“接个电话到新华社找赵记者，我要亲自和他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