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开始，在高三的某一次大考后对答案。周围人叽叽喳喳，我的同桌冒了一句：学得好累好想逃。他们开始讨论幻想逃离现状。
我对“逃”这个字很感兴趣。
然后放下笔冷不丁问了一句：你们觉得我搞摄影怎样？
好哇！他们说我准能闯出一番天地，对我大加赞赏和鼓舞。却没想到我毅然决然把高考都逃了。
早些年同桌考上了公务员，入了编制。我从澳大利亚飞回来吃她的庆功宴。我们礼貌寒暄的时候说真好，大家都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酒过三巡开始互怼的时候我说：“好无趣的一眼就看得到尽头的人生。”
她说：“好有趣的不知道哪一个瞬间会客死异乡的刺激感！”
我笑。殊途同归，我们都是要死的，不过你是殡仪馆某个盒子里的灰，我是荒郊野岭的白骨。
我们时常用是对是错来判断一个人的选择。于是我总能听到不同的人来和我说错了错了错了。
你为什么要走上这条路呢？明明人像赚得更多，明明男摄更加吃香。
我说破了嘴都没办法解释清楚我有多想逃又有多不想被条条框框拴住。到后来我只能破罐子破摔说不好意思，就是这么叛逆。
有一句老话说时间会给你答案。诚然，我很鄙夷这句话。因为我始终觉得，能给我评分的只能是我自己。
我真的需要知道到底怎样才能算满分吗？
人不能总往后看，不能在“如果”这个词上反复挣扎自怨自艾。
可是某一天在冰屋里等极光出现的很漫长的一段黑暗里，我在冰天雪地中开始想，想假如我参加了高考，找一份工作，买一间房子，有一个伴侣会是怎样。
我畅想平行世界的我自己，想到竟然开始嫉妒，直至极光在我头顶出现。
按下快门的那个瞬间我开始替平行世界的我悲哀——那个我是看不到极光的。
二、听说明天要下雨
普利策奖有两个关于新闻伦理方面极具争议的摄影作品——凯文·卡特的《饥饿的苏丹》和斯坦利·福尔曼的《只差两秒钟》。
一张是要被秃鹫吃掉的小孩，另一张是在火场中无奈跳楼的母女。
你既然有时间按快门，为什么不先救人？
世人纷纷评说握摄像机的手之于人性。
就像艺术馆着火，你是救画还是救猫。
要我选，我都不救。关我屁事。
我只是恰好经过。在烈火中化作一缕灰是他们命定的结局，而随机出现的我又凭什么去承担他们的死生责任？
我没功夫探讨过多伦理问题，幸而我也不干纪实摄影。
按快门的那一个瞬间是对还是错？定格，是这一秒，还是下一秒？没有人能明确知道这次眨眼过后面前的的风景会不会更好。